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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 以中東國家政治風險因素為參照， 提取中東國家發(fā)生政局動蕩的10 個要素， 與中亞國家進行量化對比， 分析2008～2015年中亞國家的政治風險變化， 試圖定量分析當前中亞存在的政治風險及對未來走勢進行預判。經過量化分析， 本文認為， 中亞國家的政治風險值低于中東國家， 尤其在伊斯蘭政治勢力、宗教及民族特性、公民（青年） 群體、民主化訴求、經濟發(fā)展、社會矛盾等方面； 但是， 中亞國家在核心領導人穩(wěn)定性、外部因素、強力部門維穩(wěn)能力等方面的風險值要高于中東國家。綜合判斷， 在未來幾年中亞國家發(fā)生大動蕩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中亞國家與中東國家存在相似之處， 存在變革的重要條件和土壤。

　　關鍵詞： 中亞；中東；量化分析；風險評估；政治風險

　　作者簡介： 蘇暢，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亞與中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重要區(qū)域，其政治穩(wěn)定是沿線國家參與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基礎。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這一構想在沿線地區(qū)的現(xiàn)實推進，中亞與中東地區(qū)的政治風險也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研究的重點問題之一。2008年以來，中東國家政治風險大幅上升，一些國家戰(zhàn)火彌漫，社會動蕩。與中東國家相比，中亞國家具有許多相似性：政權的延續(xù)性進入危機期，伊斯蘭極端主義蔓延，政治轉型不順，社會矛盾加劇，西方民主思想滲透，新媒體的革命作用增加。中亞國家是否會進入動蕩期令人憂慮。同時，中東局勢變化對中亞國家有著重要影響，其政治風險具有傳導性。本文提煉出中東國家政治風險變化的10個要素，與中亞國家的相關要素進行量化分析，通過對比兩地的政治風險，最終的研究目的是分析中亞國家的政治風險及未來演變趨勢，這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風險問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

　　一、關于評估框架 

　　本文的評估核心指標是政治風險。政治風險的狹義涵意指政治制度的缺失帶來的一系列風險，廣義來講，也可以包涵社會風險，即社會沖突、恐怖主義、民族矛盾、價值觀問題、發(fā)展失衡等。本文從廣義政治風險角度進行分析，時間視野為2008年到2015年。2008年發(fā)生世界金融危機，對中亞國家有一定影響，是具有標志性的一年。加之2008年與2015年相隔不長，對這一時間段進行對比可以看出短期的風險變化。

　　本文嘗試分析的問題是：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對比分析當前中亞國家存在的政治風險，考察中亞國家發(fā)生類似中東政治動蕩的可能性。評估框架包括評估項目、評估內容、相關參考因素、評估結果和加權結果。評估項目列入10項：核心領導人穩(wěn)定性、伊斯蘭政治勢力、社會矛盾、公民（青年）群體、經濟發(fā)展、強力部門維穩(wěn)能力、外部因素、媒體作用、宗教與民族特征、民主化需求。在中東國家發(fā)生政治動蕩、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過程中，上述10項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把這些因素與中亞國家進行類比，結合中亞國家的政治特征，考察這10項因素對中亞國家的影響程度，分析判斷中亞國家的政治穩(wěn)定性。

　　計算公式如下：

　　公式（1）和（2）中M分別是中東和中亞的風險評估結果，其中：x1－xn代表中東國家的評估項目，p1－pn代表中東國家各項參考因素所賦予的計算權重；y1－yn代表中亞國家的評估項目，q1－qn代表中亞國家各項參考因素所賦予的計算的權重。權重由若干中國的中亞和中東問題專家進行賦分得出。由于有的專家來自職能部門，因此本評估方法采用匿名方法進行評分，不公布專家的主觀印象，只公布加權結果。

　　根據相關參考因素對10個評估項目分別賦分得出評估結果。核心領導人項目包括以下相關參考因素：核心領導人出現(xiàn)意外的可能性，是否有可靠的核心領導人繼承者，政治利益集團動向，對強力部門的掌控，對強力部門的依賴程度，外部（大國或鄰國）對核心權力影響，政治家族的腐敗程度；伊斯蘭政治勢力項目包括參與公開政治活動的空間，政治影響力，社會基礎，國家、民族對政治伊斯蘭認可程度，新伊斯蘭權力精英對世俗國家的接受程度，國家對伊斯蘭宗教政治勢力參與政治的控制程度；社會矛盾項目包括社會分層的程度，文化教育問題，社會保障是否健全，人口年輕化問題，就業(yè)情況，集群行為頻率（集會示威，社會發(fā)生動蕩的頻率），毒品問題；公民（青年）群體項目包括公民群體的政治組織規(guī)模與動員能力，公民對現(xiàn)行利益分配機制的認可程度，參與國家進程的熱情與理性程度，公民對腐敗問題的忍耐程度，公民是否有暴力傳統(tǒng)，外部（大國或鄰國）的政治影響（境外反對派），擁有精英的程度；經濟發(fā)展項目包括宏觀經濟形勢，政治財政動員能力（政府財政和債務狀況），國際評級，經濟預期，經濟對外依賴性，食品及糧食價格對經濟的影響，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強力部門維穩(wěn)能力項目包括軍事力量狀況，政府對突發(fā)事件的管控能力，安全部門發(fā)揮的作用；外部因素項目包括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形勢的影響，俄羅斯因素，西方因素，中東局勢的影響，中國因素；媒體作用項目包括國家對媒體的控制程度，議程設定情況（指在一個時間段內熱點新聞是否只集中在幾個一致的話題，體現(xiàn)新聞是否多元化），社交媒體利用情況，西方輿論的影響程度，反主流意識形態(tài)在互聯(lián)網上的傳播程度；宗教及民族特性項目包括教派對伊斯蘭復興（或伊斯蘭世界領導權）追求的強烈程度，宗教傳統(tǒng)習俗的遵守程度，宗教勢力與世俗力量的比較，民族主義訴求；民主化訴求項目包括（伊斯蘭宗教政治勢力）伊斯蘭民主發(fā)展情況，公民的民主意識，共同意識（指同一社會的普通公民所共同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總體，如“阿拉伯之春導火索”———突尼斯青年小販自焚事件引起的民眾共同意識）。

　　評估框架中的各項目是按權重大小排序的，即：核心領導人穩(wěn)定性，伊斯蘭政治勢力，社會矛盾，公民（青年）群體，經濟發(fā)展，強力部門維穩(wěn)能力，外部因素，媒體作用，宗教及民族特性，民主化訴求。

　　二、風險評估 

　　以下是中東與中亞政治風險雷達圖，每個評估項目按權重大小以12點開始順時針排序。

　　表1：中亞－中東政治風險評估分析框架 

　　圖1：中亞國家與中東國家政治風險對比雷達圖 

　　圖2：中亞國家與中東國家政治風險對比柱形圖 

　　從以上兩幅圖可以看出兩地的雷達圖差別較大，說明評估項目有較大差異，主要分兩類進行分析：中亞國家政治風險低于中東國家的評估項目，以及中亞國家政治風險高于中東國家的評估項目。其中，中亞國家政治風險低于中東國家的評估項目又進行了分類，一是這些評估項目的風險低于中東國家50％以上的項目，二是低于中東國家50％以下的項目。

　　第一，中亞國家政治風險值低于中東國家超過50％的評估項目有：伊斯蘭政治勢力、宗教及民族特性、公民（青年）群體、媒體作用，即中亞國家與中東國家在這4個促發(fā)政局動蕩的因素方面有較大差異，其風險要大大低于中東國家。

　　在伊斯蘭政治勢力方面兩地差異是最大的，相差幅度達到83.9％。在中東國家“阿拉伯之春”及之后的變局過程中，伊斯蘭政治勢力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是中東亂局的一個重要特征。從存在的歷史、活動規(guī)模、民眾基礎、對政治的影響力等方面，兩地的伊斯蘭政治勢力差別巨大：

　　中亞國家，除塔吉克斯坦伊斯蘭復興黨外，在其他中亞國家的伊斯蘭政治勢力非常弱，一直活躍的多是宗教極端勢力與恐怖勢力相混合的非法組織，如“烏伊運”、伊斯蘭解放黨，加上中亞國家近年通過立法等方式嚴控宗教政黨，中亞的宗教政治勢力生存空間非常小，更談不上在政治舞臺發(fā)揮作用了。2015年3月，塔吉克斯坦議會大選中伊斯蘭復興黨未得一席，[1]之后又被塔政權打壓，逐漸被排除在主流政壇之外。到2016年2月，已有16名伊斯蘭復興黨領導人被逮捕，[2]未來伊斯蘭復興黨是否會有外部勢力插手而與塔政權發(fā)生更激烈的沖突，令人憂慮。

　　而在中東國家，伊斯蘭政治勢力比世俗派、自由派享有更大的政治空間，與其他兩派相比，他們與政府之間不存在意識形態(tài)沖突，只有權力之爭，其政治活動十分活躍，對國家政局走向有較大的影響力，有深厚的民眾支持基礎，如穆斯林兄弟會對草根穆斯林的關心與援助。此外，中東國家多年來已經形成的新伊斯蘭權力精英階層對國家治理的思考也比較成熟，他們既接受世俗國家原則，也擁抱伊斯蘭價值觀。這在中亞也幾乎是看不到的。伊斯蘭政治勢力作為強勁的新興政治力量，在中東國家的政治與社會變革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未來左右中東局勢的重要政治角色。

　　在宗教及民族特性方面，中亞國家的風險幅度要比中東國家低65.8％。雖然中亞與中東國家大多數民眾都信仰伊斯蘭教，但并不意味著這一信仰本身對政局具有巨大的影響作用，這是由于兩地伊斯蘭教派有著較大的差別。中亞國家的穆斯林大多屬于遜尼派哈乃斐教法學派，其特征是溫和、包容，容易吸收其他文化，這也說明了為什么中亞穆斯林在宗教禁忌方面要比其他地區(qū)少得多。中東國家伊斯蘭教派爭奪激烈，一直沒有停止過，當前什葉派勢力上升，形成以伊朗為核心的“什葉派新月”和以沙特為核心的“薩拉菲派新月”，未來教派之爭仍將是中東沖突的主因與核心。[3]因此從教派角度，中東國家的宗教特性具備了伊斯蘭教派向政治伊斯蘭發(fā)展的基礎，而中亞國家是不能與其相比的。

　　在公民（青年）群體方面，中東國家與中亞國家也有較大差異，相差幅度為55.2％。中東國家的青年組織動員能力較強，組織規(guī)模較大，在“阿拉伯之春”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而中亞國家最近幾年在這一方面雖然有所增強，但其增強只是與本地區(qū)的縱向比較，而非與其他地區(qū)比較，如果與中東地區(qū)比較的話，能力仍很弱；中東國家的公民青年群體對現(xiàn)行利益分配機制認可不高，而中亞的公民青年群體對此還是比較認可的；中東國家青年群體對參與國家政治的熱情度高，而中亞國家的公民青年群體熱情不高；中東國家精英受西方影響大，而中亞國家精英基本擁護政權主導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

　　在媒體作用方面的相差幅度為56.5％。中東各國政府對媒體管控是有限的，而中亞國家新聞有嚴格的管理；在議程設定方面，中東國家的輿論熱點要比中亞國家多元化一些，中亞國家媒體報道的社會焦點比較單一；社交性媒體在中東國家非常普及，如推特、臉譜等，但是在中亞國家這些網站并不多見甚至在中亞一些國家被監(jiān)控；西方輿論通過媒體對中東國家的影響比較大，對中亞國家影響小；反主流意識形態(tài)在互聯(lián)網上的傳播速度方面，中東國家要比中亞國家快得多，一方面是中亞國家政府的管控力度強，另一方面，中亞國家的互聯(lián)網普及率也相對不高。

　　第二，中亞風險值低于中東國家50％的評估項目有：民主化訴求、經濟發(fā)展、社會矛盾。

　　在民主化訴求方面，兩地相差幅度為46％。主要差別在于伊斯蘭民主發(fā)展狀況、公民的民主意識和共同意識。在中東國家，伊斯蘭民主已經進入深層發(fā)展階段，伊斯蘭政治勢力對伊斯蘭民主的思考深刻，他們踐行伊斯蘭民粹主義，爭取民主和自由，舉行多黨選舉，進行和平革命；而中亞國家還談不上存在伊斯蘭民主思想，伊斯蘭政治勢力處于“復興—壓制”階段，伊斯蘭思想界還沒有達到“伊斯蘭認同”的程度，同時伊斯蘭極端思想的傳播正處于上升時期。在公民民主意識方面，中東國家的公民認可民主思想但要求走自己的發(fā)展道路，而中亞的公民民主意識不強，對政治的影響還很有限。在共同意識方面，由于中東國家（尤其是“阿拉伯之春”國家）的公民（青年）群體組織能力強、媒體傳播迅速快，突發(fā)事件往往成為引發(fā)大規(guī)模暴亂的導火索；中亞國家由于信息交流不暢，公民（青年）群體組織稀缺且影響力弱，上述情況在中亞很難發(fā)生。

　　在經濟發(fā)展方面，中亞國家的風險也較中東國家小，幅度為41.6％。從政府財政動員能力、國際評級、經濟預期、對外依賴等方面看，中東國家的經濟問題要比中亞國家嚴重得多。中東一些國家政府財政動員能力差，債務嚴重，中亞國家除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外債問題突出外，其他國家情況尚可；[4]在國際評級方面，國際金融機構對中亞國家經濟發(fā)展評價較好，經濟預期良好；中東國家對外經濟依賴十分嚴重，受世界經濟變化波動大，糧食及食品價格對經濟影響較大，而中亞國家的對外依賴性相對中東國家來說好一些。

　　在社會矛盾方面，兩地相差幅度為10.3％，這是比較接近的一個評估項目。在這個評估項目中，很多相關參考因素都很相似，例如兩地的貧富分化程度都很嚴重，在一些問題上中亞國家甚至更加突出，包括教育嚴重落后、價值觀普遍缺失，社會保障制度極其不健全，人口年輕化問題同樣突出，毒品泛濫等等。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在2015年1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后蘇聯(lián)國家高貧困率問題十分突出，吉爾吉斯斯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赤貧線以下，[5]世界銀行的報告認為塔吉克斯坦的貧困率為34.5％。[6]同月，國際危機組織出臺的一份報告稱，中亞國家的社會矛盾在推動伊斯蘭激進化，導致中亞極端分子到伊斯蘭國參加圣戰(zhàn)。[7]然而，與中東國家不同的是，中亞國家雖然低于25歲的人口較多，但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在國外務工，這些人承擔著養(yǎng)家糊口的重任，很難拋下工作回國充當政治暴民，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起到穩(wěn)定社會的作用；在集群行為頻率方面，中亞國家除了吉爾吉斯斯坦之外，集會示威基本處于正常可控狀態(tài)，對政治與社會穩(wěn)定的影響有限。例如2015年12月在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州居民由于抗議切斷民用天然氣而進行的集會、2016年5月哈薩克斯坦由《土地法案》引發(fā)多地抗議事件，烏、哈政府以溝通和努力解決問題的積極態(tài)度對待示威群眾，事件并未發(fā)酵擴大。

　　第三，中亞政治風險高于中東國家的評估項目有：核心領導人穩(wěn)定性、外部因素、強力部門維穩(wěn)能力。

　　在核心領導人穩(wěn)定性方面，中亞風險要高出33.2％，這是由于中亞國家領導人出現(xiàn)意外的可能性增加，繼承人情況不清楚，對強力部門的依賴程度強，大國或鄰國的政治影響在增加，家族腐敗嚴重。雖然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順利舉行了總統(tǒng)大選，但是權力交接過程中潛在的風險依然很高，甚至要高于總統(tǒng)大選之前：這是由于領導人的身體狀況、政治集團角力激烈、國家累積的問題逐漸增多等原因。烏茲別克斯坦前總統(tǒng)顧問賽弗林認為，中亞國家在未來權力交接過程中有可能會發(fā)生宗教極端主義引發(fā)的混亂。[8]中亞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同樣對權力穩(wěn)定有著相似的擔憂。塔吉克斯坦拉赫蒙總統(tǒng)對伊斯蘭復興黨的打壓，很難說是否會導致這個曾經的宗教極端政黨再次走向激進化，俄羅斯學者馬拉申科認為，伊斯蘭復興黨在2015年3月的議會選舉中“被出局”，“將伊斯蘭復興黨推向極端，甚至是走向該黨領導人卡比利所無法掌控的極端”。[9]

　　中亞國家的外部環(huán)境也在趨于復雜，對地區(qū)安全與穩(wěn)定的影響不利，兩地相差幅度為23.7％，并且是中亞國家的外部風險高出了中東國家。首先是阿富汗形勢的影響：毒品貿易更加猖獗；阿富汗北部恐怖主義的威脅，靠近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邊境的阿富汗北部地區(qū)聚集了數千名武裝分子；[10]難民潮；宗教極端思想的傳播等等。俄羅斯《外交政策》發(fā)表的一篇題為《2015年國際威脅》的文章預測稱，2015年阿富汗將成為中亞安全的動蕩源，阿富汗對中亞的毒品輸入量將上升。[11]其次是中東地區(qū)形勢對中亞的間接影響，包括“阿拉伯之春”的示范效應；宗教極端思想的輸入，尤其是圣戰(zhàn)思想、薩拉菲派極端思想；[12]中亞境外反對派與“阿拉伯之春”國家所謂“革命派”的交流與合作；伊斯蘭國對中亞圣戰(zhàn)分子的吸引，等等。伊斯蘭國的威脅問題令中亞國家普遍擔憂，哈薩克斯坦的恐怖活動趨向上升，強力部門甚至擔心會發(fā)生本國的“阿拉伯之春”。[13]最后是地緣政治博弈對中亞國家的消極影響，包括烏克蘭危機和俄美在中亞的較量。2015年1月，烏茲別克斯坦總統(tǒng)卡里莫夫在慶祝建軍23周年大會上發(fā)表講話稱影響國家安全和穩(wěn)定的威脅正在急劇上升。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分析中心主任卡贊采夫（Казанцев）稱，烏茲別克斯坦面臨的安全威脅除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活躍之外，主要還有地緣政治博弈的激化即烏克蘭危機導致的俄羅斯與西方關系急劇惡化，從而對中亞國家獨立以來實行的多元平衡外交構成挑戰(zhàn)。[14]從外部環(huán)境看，中亞與中東國家面臨的挑戰(zhàn)都很嚴峻，但是有所不同的是，當前域內大國均希望中亞能夠保持穩(wěn)定，中俄無疑發(fā)揮著積極因素；美國也一再表示希望中亞保持穩(wěn)定，2015年2月，美國主管中亞的助理國務卿羅森布魯姆（DanielRosenblum）表示，中亞穩(wěn)定與美國的國家利益相符。[15]

　　在強力部門維穩(wěn)能力方面，兩地相比風險幅度中亞高出中東11％。中亞國家的強力部門維穩(wěn)能力要強于中東國家，依靠安全部門和軍隊來穩(wěn)定政局與社會是中亞各國政權的主要工具。維穩(wěn)工具過于單一、對其依賴性過高，往往意味著巨大的風險，不僅令社會矛盾的解決方式過于簡單粗暴，加深民眾對政府的憤恨，并且還令強力部門權力過大，容易給政權本身造成威脅。例如2015年9月4日塔吉克斯坦發(fā)生了國防部副部長的叛亂事件。在應對突發(fā)事件方面，中亞各國政府仍以強力部門管控為主，主要依靠安全部門進行維穩(wěn)情報收集和打壓反對力量。近年中亞國家加強打擊宗教極端勢力和政治反對派，一些國家常常進行全國性的抓捕行動，造成民眾對政府的反感情緒。

　　三、總體判斷 

　　綜上分析，中亞國家與中東國家存在相似之處，從長期看，不利于中亞穩(wěn)定的因素包括：首先，中亞社會政治生態(tài)沒有正常發(fā)育，后續(xù)權力缺乏可靠的政治精英，一些評估項目的風險要高于中東國家；中亞各國的政體面臨第二次選擇，即從總統(tǒng)制向“總統(tǒng)—議會制”或“議會制”過渡，但缺乏可借鑒的模式，過渡過程中存在高風險；在權力分化過程中也可能出現(xiàn)政治集團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容易激化矛盾。其次，中亞國家處于現(xiàn)代化進程中，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會導致社會不穩(wěn)定，傳統(tǒng)約束的斷裂更加增加了挫折感，容易引發(fā)變革。加上近年各國經濟差距加大，高失業(yè)率、普遍貧困、深度腐敗，經濟上缺乏真正的增長點，是發(fā)生動蕩的重要原因。中亞國家的社會矛盾是與中東國家相似度最高的。最后，中亞國家的社會思潮問題嚴重，包括宗教極端思想傳播廣泛，意識形態(tài)混亂，文化危機，底層貧困群體的激進意識，精英西化等等，是社會發(fā)生動蕩的重要助推因素。

　　根據歷史經驗和理論層面的一些思考來考察中亞發(fā)生變革的條件，似乎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即有利于中亞穩(wěn)定的因素：首先，發(fā)生革命最重要的一點，往往是經濟經歷長期繁榮，突然下滑，人民的忍耐逐漸達到極限，最后歸咎于政府，進行推翻政權的暴力革命。然而中亞國家的情況是，獨立20余年，雖然經濟增長程度不同，但還是在不斷發(fā)展；人民的耐受力較強，忍耐遠未達到發(fā)生革命的極限程度。其次，發(fā)生變革的前提并非貧困，而恰恰相反通常是物質和精神的“過剩”。根據戴維斯的J曲線革命理論[16]推斷，中亞國家目前還不具備這一條件。當前的中亞國家，可以說正處于大部分沒有脫貧，少數社會精英正在形成的階段，還沒有達到物質和精神過剩的程度。再次，中亞缺乏成功的組織和團結的精英，大部分政治反對派流亡在國外，國內持不同政見者及文化精英力量薄弱，也難以團結一致。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相互影響松散，對大眾的引導性差導致不可能組織像樣的街頭革命。對于反政府勢力來說可利用的因素包括伊斯蘭勢力、青年群體和新媒體，但這些因素在中亞的影響都很弱。再次，中亞與中東國家的實際情況差別很大，如宗教教派、民主化訴求、公民群體等一些關鍵因素。同時，一些評估項目與中東國家雖然很相似，甚至有的問題比中東國家還要嚴重，但是這些不良因素并非是頑固的、起主導作用的。例如，核心領導人的穩(wěn)定性在中亞地區(qū)風險較高的主要原因是其不可預知性，這種不可預知性給我們帶來很多疑慮以及對其風險的擔憂，而并非核心領導人本身存在巨大的不穩(wěn)定因素；雖然外部因素影響很大，但一向不是左右中亞局勢變化的主因。一旦哈、烏兩國順利完成權力交接，其政治風險將大大降低。除了吉之外，中亞各國政府控局能力很強，強力部門對國家的穩(wěn)定作用非常大，并且各國對政治風險十分警惕，早有預防措施。最后，中亞國家還普遍缺乏變革的思想意識基礎。無論在宗教特性方面，還是在民主化訴求方面，中亞國家的公民群體都沒有準備好迎接制度的動蕩性變革。

　　總體看，中亞在未來幾年內發(fā)生大的政治、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不大，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共建具備一定的政治和社會基礎，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順利延伸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然而，需要認真對待的是，中亞地區(qū)確實存在變革的重要條件和土壤，如果不加以良好引導和進行政治與社會改革，在更遠的幾年，不排除會發(fā)生大的政治事件，可以說，中亞的變局是歷史必然趨勢。具體來說，首先，未來幾年，受中東局勢的影響，中亞極端思想的傳播將更加嚴重。到2016年，吉爾吉斯斯坦的清真寺數量已經超過了學校的數量，約有2600座，許多都是卡塔爾和沙特援助修建的。[17]而中亞國家的社會治理水平有待提高，社會管控方式有待改變，在極端主義的治理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其次，與“阿拉伯之春”國家不同的是，中亞的反政府勢力有可能會尋找新的顛覆政權工具，例如公民群體、極端勢力（“阿拉伯之春”國家的反政府勢力多利用伊斯蘭政治勢力和青年群體），中亞國家始發(fā)于社會內部的“變革”因素始終存在。最后，中亞各國均面臨程度不等的穩(wěn)定問題：吉爾吉斯斯坦未來幾年可能再度發(fā)生權力更替。俄羅斯對吉的支持是其保持政治穩(wěn)定的關鍵因素，如俄受經濟危機影響，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對吉的支持難以為繼，吉反對派力量將再次壯大，作為政治穩(wěn)定核心問題的南北矛盾將可能再度被激化。2005年和2010年的政變之后，吉反對派的活動特征、社會經濟形勢與當前有諸多相似之處。吉雖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斷嘗試，但仍將面臨考驗和波折，僅僅建立起所謂的議會制不可能解決所有現(xiàn)實問題。況且目前吉的政治體制仍是少數人分權的貴族政治，而非真正的民主制。土庫曼斯坦經濟發(fā)展緩慢、外部威脅增加、內部的政治矛盾也在積聚。塔吉克斯坦政局形勢趨于復雜，不安定因素包括權力交接問題明朗化導致政治風險上升、中央政權與伊斯蘭復興黨等“反對派”的矛盾造成內戰(zhàn)后的和平基礎動搖、經濟與社會問題越來越突出。由于受到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俄羅斯經濟下滑以及中國進入新常態(tài)的影響，中亞大國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經濟很難在短期內實現(xiàn)快速增長，加上原有的社會矛盾，連帶會引發(fā)更多社會問題。

　　注釋： 

　　[1]Таджикистан： Парламент остался без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и исламист ，02．03．2015，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3124

　　[2] Ассоциация《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ЕС， США， ОБСЕ должны потребовать от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суд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ПИВТ，08．02．2016，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4423，上網時間：2016年2月10日。

　　[3]方金英：《中東政治伊斯蘭的發(fā)展趨勢》，載《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13年第3期。

　　[4] 據吉財政部的數據，到2015年3月底，吉國家債務達到2269.82 億索姆，合35.53622 億美元。其中有33.453 億美元為外債，2.083 億美元為國內債務。與去年相比增長了2.6％。吉財政部稱，這些債務已經占2014年GDP 的54.1％， 預測占2015年GDP 的51.3％。債務臨界點已近60％。 Кыргызста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долг республики вырос на 2，6 процента и превысил ￥3，5 миллиарда，26.05.2015，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3437.

　　[5]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высокий уровень бедности ，21.01.2015，http://www.un.org/russian/news/story.asp ？ newsID＝23036＃.VMEt500cSP9

　　[6] Всемирный банк прогнозирует рост уровня бедности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29 мая 2015， http：//rus.ozodi.org/content/article/27038627.html.

　　[7]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ризисная группа ： Власти потворствуют уходу своих граждан в ряды ИГИЛ，21.01.2015，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2997.

　　[8] ＂Ислам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головной болью Ташкента ，2015.3.26. http://www.ng.ru/cis/2015－03－26/6＿isis.html.

　　[9] 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 об итогах выборов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 Власть фактически загоняет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силы в подполье ，3 марта 2015，http://catoday.org/centrasia/18668 － aleksey － malashenko－ ob－ itogah－vyborov－ v－tadzhikistane－vlast－fakticheski －zagonyaet －oppozicionnye －sily －v －podpole.html.

　　[10] Узбекистан усилит границу с Афганистаном из －за увеличения концентрации боевиков，06.01.2015，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2953.

　　[11]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рост экстремизма———Что ждет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2015 году， 08：07， 1 апреля 2015，http://lenta.ru/articles/2015/03/31/centralasia/.

　　[12]塔吉克斯坦最高法院在2015年初已認定薩拉菲派為極端組織。Таджикистан： Верховный суд признал течение 《Салафия》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м，12.01.2015，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2955.

　　[13]Казахстан опасается наступления арабской весны，01.04.2015， http://www.ng.ru/ng＿religii/2015－04－01/6＿kazahstan.html.

　　[14]Ислам Каримов опасается де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страны，15.01.2015， http://www.ng.ru/cis/2015－01－15/6＿uzbekistan.html.

　　[15]Госдепартамент СШ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не должна стать убежищем для террористов， 11.02.2015，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3067.

　　[16]戴維斯認為，在貧窮的社會里，人們靠僅有的物質和精神力量生活，往往抑制與生存無關的活動，以家庭為主要網絡，極少與其他社團聯(lián)系，社會也自然比較穩(wěn)定。而在物質和精神相對過剩的社會中，會出現(xiàn)相對貧窮和相對富裕，這將導致民眾心理提前成熟并引發(fā)革命。【挪威】斯坦因·U·拉爾森，任曉譯：《政治學理論與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 頁，第十六章“戴維斯的J 曲線：革命何時爆發(fā)”。

　　[17]В Киргизии экстремизм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более популярным ，28.01.2016，http://www.ng.ru/cis/2016－01－28/6＿jihad.html，上網時間：2016年2月10日。